2018-07-05
在商業世界里面，所有的有形的商品，或者是任何的行為都跟兩個東西有關，第一叫做交易，第二是成本，在商業世界里面任何的交易都需要有成本。接下來會出現一個問題，誠信在整個交易和成本中間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這是我們在商業活動中每個人都會碰到的問題。我給大家講一個很多年以前，20多年前曾經讓我困擾過的事情，90年代初的時候，有一次在浙江溫州的村莊采訪、調研。溫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現象級的，很窮，有一個反差的特征，在誠信問題上，第一個是這個村里的人都非常的講誠信，誠信到什么地步？90年、91年村里的張二向張三借兩萬元，不需要打借條，他一定會還你，十幾年里溫州人借錢不需要見證、抵押，一定會還，在很長時間里，在當年的溫州，在泉州，還有潮汕地區人們都非常講誠信。為什么去到那個村莊？因為那是最大二手機床的交易市場，90年代，國有企業的廠長、副廠長把機床賣了拉到這個村莊里，隔了三個月、半年，錢還沒有打給我，就派一個銷售科的科長跑到這個村莊來，說機床給你了，8萬元，這個村里的人說買機床的張二死了。死了？給你看一張縣里的報紙，就有張二死了。到村莊請你吃好的，最后給你2千元請你回去，成為了全中國最大的一個二手機床的銷散地。全中國搞假冒偽劣，大規模的假冒偽劣，都是溫州人搞的，他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自豪，無所謂。我到一個村莊，中國最大的做皮帶的，當年很有名的金利來，用硬紙板材料做假的，正常的皮帶大概100元，他賣多少？10元。
看到這些行為，溫州人是講信用的還是不講信用的？敢欺騙天下人，卻不敢欺騙同村人，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我想了很多年，這跟好人、壞人沒有關系，這跟成本有關系，跟交易過程當中的成本有關系。張二向張三借錢為什么不敢不還？如果不還的話意味著今生今世借不到一分錢了，更可怕的是兄弟姐妹都借不到錢了，更可怕的是他的兒子也借不到錢了，在90年代初這個地方的民間交易、資金交易不需要用法律的簽約來組織的話，那這個地方的宗族社會很強。溫州這個地方，宗族社會色彩非常的強烈，地方方言很難懂，他們用語言，用非常難懂的語言建立了宗族群體，信用交易成本是零。溫州人炒房很厲害，因為他們的融資成本非常低，中國長期以來資金被國家控制，國有企業不給私營企業貸款，私營企業只有從民間借，所以民間信貸最為繁榮的地方你不敢違約，不是人好人壞，因為違約成本太高了。為什么敢欺騙全天下人呢？他欺騙一個東北的第二機床廠的廠長，是沒有成本的，就不打算再給你見面了，然后法律的成本是零，所以那個村莊是登訃告頻率最高的。你想在一個非常貧窮的時代，人都是趨利的，這是當代中國對誠信的觀點，在商業社會當中你的交易成本，和你的信用成本是有巨大的關聯度。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帶信用卡，吃完飯之后要付錢，拿菜單簽字就可以了，不需要按密碼的嗎？美國不需要按密碼，我就問美國的朋友，簽了字，美國人講如果你吳曉波敢在一個飯店里面吃10美金的餐，簽了別的名字，你個人的征信系統里面就有污點，你貸款就很困難，銀行信用記錄就差，你買房、買車、就業都很麻煩，整個信用記錄都很麻煩。到今天為止中國這么多人，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信用記錄。不是美國人他的道德水平比我們高，而是他的違反信用的成本比我們高很多。這是我在商業層面上對信用的理解。
在企業家層面，現在仍然面臨這個問題，如果今天我們回到溫州的囂張的全國最大的二手機床市場來看，那個地方一定沒有成為非常發達的商業城市，所有賺的錢都為炒股團，炒房團所用。
我20多年來一直做的工作就是看企業，2005年的時候我寫了第二本書，到天津采訪一個企業家，這個企業家是2004年中國企業界里面最大的失敗者，那個人倒得最慘烈，中國排在第一位的房地產銷售老板，2004年營業額超過100億人民幣，他在某一個時間點超過萬科，叫做孫宏斌，這個人是清華大學土木系研究生畢業，開始到聯想工作，然后跟柳傳志鬧翻了。后來搞房地產，中國有一個招投標掛制度，這種土地招拍掛以后，他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他跑到石家莊去，跑到蘇州，跑到南京、鄭州等很多地方，把土地拿下來，然后6個月建下房子，然后賣出去，把資金杠桿拉得很高，三年之內成為最大的房地產公司。2004年國家整頓房地產過熱現象，一限貸，整個資金鏈斷裂了，他就把公司賣給香港公司，成為2004年最大的失敗者。我去采訪他，找到了天津市的副市長，房管所的人，采訪了天津日報的主任，采訪了副總，最終我說要采訪孫宏斌，孫宏斌同意了。我記得當年辦公是在天津奧林匹克公園的一個樓里面，出來的是他的大學同學，他說不想見你，你問的問題我都可以回答你。我說這個人在這一輪宏觀調控當中被擊倒了，但是沒有出局，為什么我寫了這樣的話？我在天津做所有的調研，我發現一個事實，雖然他這個企業不見了，賣給香港人了，但是我采訪天津市官員的時候，官員說這樣人不錯；我采訪銀行的時候，他說不錯；我采訪媒體的時候，他說不錯；我采訪部下的時候，說離開的時候給了很高的薪酬。他是這一輪的失敗者，但是他在天津地區，從政府到媒體，到他的部下，他的信用仍然是保全在那里，當他失去所有的時候，他唯一留下的是信用。我把他寫在《大敗局》里面，但是我認為他會回來。我寫了19個企業，今天只有兩個人回來，他們是史玉柱和孫宏斌，孫宏斌重新組建了一家公司，2009年就一個很大的房地產浪潮，他抓住了一個機會，創建了融創，收購了綠地。
另外史玉柱，1998年倒下來的，倒下來的時候有一堆人在他門口要錢，他后來做保健品，起來的第一件事在全國的媒體上登廣告，說我當年在珠海欠下錢的人，我現在有錢了，我把錢還給你們，他們倒下來了，可以回來，因為他們的信用還在。
還有一個施正龍，他是研究太陽能的面板，2010年回到無錫，帶了很多的技術回來，無錫給他土地，給他錢，所有的給他配套，他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迅速崛起，他曾經當過中國的首富。施正龍成為無錫招商引資的驕傲，他變成無錫的名片，幾年時間里從科學家變成中國首富。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太陽能面板這個行業出現了崩潰式的下滑，這個時候無錫市跟施正龍商量，要救這個企業，結果后來兩三年之內施正龍另外做了個公司，把優良資產剝離掉，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我不管了。現在無錫不愿意談施正龍，他現在的資產11億美金，這個人很年輕，50來歲，他在國土上，在華人世界里做不了一筆生意了，為什么？他的信用破產了。
在商業世界里面，信用不是一個很虛妄的概念，它很直接，跟交易有關，然后跟成本有關。我們說在中國這個社會里我們要重新建立信用體系，我們當然可以通過思想的方式來不斷的啟發大家，讓大家變成善人，變成有良好的信用意識的人，但是我最關鍵的一點，我們怎么能夠提高一個人違法的成本？怎么提高一個人違背信用的成本，讓愿意保持信用的人在商業社會當中得到他應有的回報？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在商業的世界里我們對信用的理解，你是需要建設一個建立在契約精神之上的法治社會，當這樣的社會成立的時候，中國的信用觀念才會真正的恢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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