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5
本文節選自余秋雨先生《何謂文化》。文化究竟是什么？在《何謂文化》一書中，作者在深邃的觀察之后，用親身經歷和鮮活的感受來解讀這一最根本的問題。
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查票。查票很安靜，工作人員只對乘客點一下頭，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從口袋里取出票來。工作人員立即用紅鉛筆在票上劃一下，便把臉轉向另一位乘客。整個過程，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終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來。工作人員說：“逃票要罰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動起來。因為一個“逃”字，完全排除了遺忘的可能，聽起來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圍人的臉，發現大家都有點幸災樂禍。乘公共汽車太枯燥，人人都期待著發生一點與自己無關的事，解解悶。
中年乘客這一看就更惱怒了。他拿不出票，卻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僅僅要說服工作人員，還要說服周圍所有的人。他憋紅了臉，慌忙從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張名片塞給工作人員，說：“你看我管著多少人，還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時候無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個銀行存折。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把這個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員手里，說：“你看看這個，我還用得著逃你的票嗎？”
當年的工作人員很有修養，既沒有看名片，也沒有看存折，而是禮貌地把這兩件東西塞回到他手里，說：“這與職位、金錢沒有關系。上車買票，是一種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當眾被教育的情景，何況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應，便說：“你還給我說文化？我兒子已經是碩士……”
這一下，整個車廂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這兒怎么冒出來了文化，只是在笑這位乘客說不過人家的時候，拉出兒子來做救兵。
二十年過去，社會變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車上出現的最后一個概念——文化，已成為人們區分榮辱的第一防線。
一位企業家的最大榮耀，不是財報上公布的當年業績，而是無意中聽到職工的背后議論：“我們的董事長比較有文化。”
據調查，目前多數城市富裕家庭之間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據調查，目前多數退休官員晚年生活質量的差異指標，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沒有戲劇、音樂、文學、書法方面的興趣相伴隨。
這兒所說的文化，都是個體文化，也就是每個人身上的文化。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邊才會關注，現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逃難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么也構不成向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時候，怎么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越來越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后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第一，不再扮演；第二，不再黏著；第三，必要貯存；第四，必要風范。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會再“扮演文化”。這個道理，一聽就明白。
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會一邊走路一邊表演拳腳。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憑著是否扮演，來猜測真假和深淺。
我想起了兩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還在任職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上海人文學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會，《英漢大辭典》主編、復旦大學外文系的陸谷孫教授也應邀前來。很多教授看到他來了就紛紛圍上去，其中好幾個對他說話時都夾著英語。但他，從頭至尾沒說一個英語詞。因為在他看來，那次聚會，從內容到人員，都沒有講英語的理由。而他，更沒有理由要表演英語。
還有一次，東北某地聘請我和當時還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擔任文化顧問。聘請儀式上的發言者也許考慮到我們兩人都寫散文，便美詞滔滔。汪曾祺先生顯然有點受不住了，便邊聽邊輕聲地把那些話“翻譯”成平常口語，像一個語文老師在當場改錯。他的年齡，使他有資格這么做。發言者說：“今天麗日高照，惠風和暢”，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今天天氣不錯”；發言者說：“在場莘莘學子，一代俊彥”，汪先生立即說：“請改成在場學生們也挺好”……
這就構成了一種幽默效果，現場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發言人不僅沒有生氣，而且以自嘲的口氣感謝汪先生，說：“您老人家已經在做文化顧問了。”
一聽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發言者，誰更有文化。那位可愛的發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誡學生，擁有文化的第一證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個真正擁有文化的人，不會扮演“當代名士”。他不會寫著半通不通的民國文言，踱著不疾不徐的遺老方步，數著百年文壇的散落殘屑，翻著筆跡草率的誰家信箋，又矜持地抖一下寬袖。
他也不會扮演“歷史脊梁”。不會用嫉妒來冒充正義，用誹謗來展示勇敢，用瘋話來顯露風骨，順便再從電視劇中學一點憂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會扮演“文壇要人”。總是遲到，總是早退，總在抱怨，“部長又打來電話，近期有五個論壇……”邊嘆氣邊搖頭，像是實在受盡了折磨。
種種扮演，本該很累卻居然不累，原因是同道很多，互相觀摩。由于勢頭不小，觸目皆是，這倒也樹立了一個“反向路標”：避開它們，才有可能找到真文化。
當然，文化中也有正常的扮演，那就是在舞臺上。擅長于舞臺藝術的人最容易識破生活中的扮演，一看便笑，輕輕拍著對方的肩，說一句：“咳，別演了，劇本太老，又在臺下。”
從事文化，從誠實開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現為慈溪）人。中國著名文化學者，理論家、文化史學家、散文家。著有《文化苦旅》《霜冷長河》《山居筆記》《千年一嘆》《行者無疆》《借我一生》《尋覓中華》《摩挲大地》《我等不到了》《何謂文化》等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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