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5
今日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國人普遍為誠信的缺乏而感到苦惱。商界中的人對此似乎尤有切膚之痛，前不久央視一個節目組向百名企業家發卷調查，征詢“當今最缺失的是什么”，答案就集中在誠信和信任上面。其實，消費者是誠信缺失的最大和最終受害者，只因處于弱勢，他們常常無處訴說罷了。
如此看來，誠信的缺失，以及隨之而來的信任的缺失，已是公認的事實。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曾經擁有誠信，如果曾經擁有，又是在什么時候缺失掉的？
翻閱一下嚴復的文章便可知道，至少在一百年前中國人并不比現在更厚道，當時嚴復已經在為中國人的“流于巧偽”而大感苦惱了。所謂巧偽，就是在互相打交道時斗心眼，玩伎倆，占便宜。凡約定的事情，只要違背了能夠獲利，就會有人盤算讓別人去遵守，自己偷偷違背，獨獲其利，而別人往往也如此盤算，結果無人遵守約定。他舉例說：書生決定罷考，“已而有賤丈夫焉，默計他人皆不應試，而我一人獨往，則利歸我矣，乃不期然而俱應試如故”；商人決定統一行動，“乃又有賤丈夫焉，默計他人如彼，而我陰如此，則利歸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齊如故(《論中國之阻力與離心力》)。”對撒謊的態度也是一例：“今者五洲之宗教國俗，皆以誑語為人倫大詬，被其稱者，終身恥之。”惟獨我們反而“以誑為能，以信為拙”，把蒙騙成功視為有能力，把誠實視為無能(《法意》按語)。
今天讀到這些描述，仍不免汗顏，會覺得嚴復仿佛是針對現在寫的一樣。一百年前的中國與今天還有一個相似之處，便是國門開放，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開始大規模進來。那么，誠信的缺失是否由此導致的呢？嚴復不這么看，他認為，洋務運動引入的總署、船政、招商局、制造局、海軍、礦務、學堂、鐵道等等都是西洋的“至美之制”，但一進到中國就“遷地弗良，若存若亡，輒有淮橘為枳之嘆”。比如說公司，在西洋是發揮了巨大效能的經濟組織形式，可是在中國即使二人辦一個公司也要相互欺騙(《原強》)。所以，原因還得從人們自己身上尋找。現在有些人把誠信的缺失歸咎于市場經濟，這種認識水平比起嚴復來不知倒退了多少。
其實，誠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國的市場經濟尚不夠成熟，其規則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維護。而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也甚復雜，可以追溯到文化傳統和國民素質。西方人文傳統中有一個重要觀念，便是人的尊嚴，其經典表達就是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按照這個觀念，每個人都是一個有尊嚴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當作手段使用。一個人懷有這種做人的尊嚴感，與人打交道時就會有一種自尊的態度，仿佛如此說：這是我的真實想法，我愿意對它負責。這就是誠實和守信用。他也會這樣去尊重他人，仿佛如此說：我要知道你的真實想法，并相信你會對它負責。這就是信任。可見誠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嚴之意識為基礎的。相比之下，中國儒家的文化傳統中缺少人的尊嚴的觀念，因而誠信和信任就缺乏深刻的精神基礎。
也許有人會說，“信”在儒家倫理中也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不錯，孔子常常談“信”，《論語》中論及誠實守信含義上的“信”就有十多處。但是，在儒家倫理系統中，“信”的基礎不是人的尊嚴，而是封建等級秩序。所以，毫不奇怪，孔子常把“信”置于“忠”之后而連稱“忠信”，例如“主忠信”、“言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可見“信”是從屬于“忠”的，誠實守信，歸根到底要服從權力上的尊卑和血緣上的親疏。
在道德實踐中，儒家的“信”往往表現為所謂仗義。仗義和信任貌似相近，實則屬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譜系。信任是獨立的個人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價值觀、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這些方面彼此尊重，絕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時都遵守規則。仗義卻相反，一方面，抹殺個性和個人利益，樣樣求同，不能容忍差異；另一方面，共事時不講規則。在中國的商場上，幾個朋友合伙做生意，一開始因為哥們義氣或因為面子而利益不分，規則不明，最后打得不可開交，終成仇人。這樣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毫無疑問，要使誠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現狀真正改觀，根本途徑是發展市場經濟，完善其規則和秩序。同時，也很有必要認真檢討中國的文化傳統，使國民素質逐步適應而不是嚴重阻礙這個市場經濟健全化的過程。
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作家、哲學研究者，是中國研究哲學家尼采的著名學者之一。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著有：《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尼采與形而上學》，散文集《守望的距離》《各自的朝圣路》《安靜》《善良·豐富·高貴》，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偶爾遠行》《寶貝，寶貝》，隨感集《人與永恒》《風中的紙屑》《碎句與短章》，詩集《憂傷的情欲》，以及《人生哲思錄》《周國平人文講演錄》等，譯有《尼采美學文選》《尼采詩集》《偶像的黃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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