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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高峰論壇信之聲系列之五】

2018-06-15

城市信用監測理論與實踐分論壇——


  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張學穎:希望更多城市加入到信用建設隊伍中來

  就目前我國城市發展和城市治理而言,城市的信用體系建設不僅意義重大,而且非常緊迫,各城市當前的信用體系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所營造出來的信用環境是不同的。開展城市信用監測可以準確地查找問題,總結發展規律,為城市信用體系的建設探索新思路、新路徑。

  希望各城市的領導能夠繼續關注和支持城市信用狀況的監測工作,把信用體系建設作為城市治理和發展的重要內容和抓手,不斷健全信用建設的領導機制,創新城市信用建設水平和方法,完善城市信用設計,重視數據報送工作,為城市經濟社會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城市信用狀況監測工作能夠順利地開展離不開每一位工作者的支持,在這里我代表國家信息中心中經網感謝國家發改委財金司在業務上給予的悉心指導,感謝全國685個城市的充分理解和信任,感謝各個崗位上從事信用工作的同仁們,你們是城市信用監測的直接推動者,是堅定有力的執行者和支持者,有了你們的努力和配合,我們的工作才能順利地展開和提高,我們也希望通過此次論壇,有更多的城市加入到信用建設隊伍中來,為我國的信用體系建設注入更多的活力。

 

  福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關瑞祺:好信用就是“通行證”

  近年來,福州高度重視城市信用建設的工作,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如果大家有空多走一走,逛一逛就不難發現,在福州繁華的商業街中亭街、南后街,誠信商業氛圍特別好。

  目前,在出口退稅、工程建設、招投標、行政等多個領域,好信用就是“通行證”。18歲以上在校學生擁有自己的信用評價檔案,誠信表現是評優、評先以及獎學金的發放條件。2016年4月,福州市入選創建信用城市建設示范城市之列,目前正以創建全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范城市為契機,加快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全力打造信用福州。

  2016年年底,福州市建成公共信用信息平臺一期工程,全市信用單位實現信息資源實時共享,截至2018年5月底,歸集信用總量2.8億條,位居全省首位,實現全市18歲以上戶籍人口、法人和其他組織、公共信用信息歸集全覆蓋,建成信用聯合獎懲系統。在21個重點領域實施信用聯合獎懲,將信用聯合獎懲系統嵌入到行政審批系統,建立完善信用聯合獎懲發起、響應、反饋機制。實現了跨部門、跨行業的協同聯動。同時,注重保障失信主體的合法權益,給予修復信用的機會和渠道。

  福州市推出了個人信用評分“茉莉分”,在公共交通、行政服務、不動產服務、公積金、醫療就診、圖書借閱、公園景區等領域推廣應用。誠實守信的市民可享受消費折扣、綠色通道、免押金、先消費后付款等優惠服務,信用消費逐漸成為市民生活的新時尚。

  福州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剛剛起步,下一階段,福州市將繼續把信用體系建設作為提升城市軟實力,城市競爭力的主要抓手,不斷深化公眾信用信息平臺建設,擴大聯合獎懲覆蓋面,拓展信用應用的廣度與深度,進一步發揮信用在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為新時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探索經驗。

 

  中經網數據有限公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 滿巖:加快信用信息應用 降低城市治理成本

  城市信用狀況監測工作是2015年6月開始的,已經走過了三年的歷程,三年來在大家的理解、支持、信任和包容下,我們已經成為傳達領導要求,反映城市信用監測狀況的橋梁,各城市交流的平臺。我簡要從城市信用監測的角度談一下如何做好信用工作。

  首先,因為現在評價的指標涉及到方方面面,大家都知道要有領導的重視和其他部門的配合,但單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可能不會是長久的。從我們信用工作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加快信用信息的應用,幫助領導解決城市治理的難題,降低城市治理的成本。以信用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幫助各部門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良性的機制。

  其次,希望大家能夠把指標細化到區、縣。我們2018版的考評指標細項諸多,對于各城市來說,只有把指標細化到區、縣才能明確問題出在哪兒。

  對于我們城市信用評價指標,大家有任何意見和建議都可以隨時提出,因為我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把城市信用體系建設做好,推進城市信用體系建設的步伐。我們每個月有城市信用監測月報,我們會把各城市的意見匯總上來,匯報給城市信用建設領導小組,并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調整。

 

  北京市經信委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處處長 張宇航:切實保障依法合規與數據來源穩定可靠

  北京是信用服務業發展比較早的地方,而且現在機構也比較多。據我們了解,全國已經取得企業征信備案的130余家機構中,北京有38家,占比近1/3。同時,這些機構的門類相對齊全,包括了征信、信用評級、信用平分、擔保、保險、保理、信用管理咨詢、市場調查等等,總的來說產業鏈相對飽滿。而且,由于大數據的發展,在征信領域,大數據企業之間的融合比較多。再有就是專業人才和技術較為密集,初步形成了一些聚集。

  對于北京來說,現在也是急需第三方服務業的發展和支撐。我們把北京的信用建設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夯實基礎,在做信用信息的歸集和政策的制定。第二階段,就是從今年到2020年,核心是轉向大數據的應用,推進聯合獎懲,全面推動社會的全面參與,而且要全面釋放價值。

  第一,推進信用產品的創新,支持一批國內領先,具有國際品牌的企業創新發展。

  第二,要推進信用信息的開放和共享。進一步研究依托公共信用信息服務平臺,依法依規向信用從業機構開放公共信用信息,鼓勵信用機構加強對信用信息和非公共信用信息的整合。

  第三,推進產品的研發和推廣。我們強調的重點一個是依法合規,再一個是數據來源穩定可靠。

 

  上海市發改委社會信用推進處副處長 趙曉峰:《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出臺的意義

  6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審議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其中就提出了要以應用導向、立法先行。我們上海一直圍繞這兩個方面致力于先行先試,在立法方面去年應該說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2017年6月23日,上海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這個條例在上海人大常委會是全票通過,這也很不容易。作為一個創新性的立法,沒有上位法依據的前提下,能夠出臺,本身就是很具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它的意義在什么地方?我們過去經常說,信用是社會文明的標志,經濟發展的基石,我們的意義就在于以法制的手段構建了社會治理和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則。這次通過這個條例給它固化下來了。我們這個條例又分8章56條,基本上是把我們信用工作近二十年工作的實踐和成功經驗進行了明確。

  這部條例還有一個很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確了兩個很重要的概念。一個是社會信用,一個社會信用信息。關于守法履約,我們用了二分法,將社會信用信息分為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場信用信息?,F在,上海正式提出“公共+市場”的雙輪驅動戰略。關于信息主體權益保護,明確了五大權益,即對自然人來說,有知情權、記錄的消除權、異議權、糾錯權、信用修復權。

  更重要的是,《條例》明確了一個制度性安排。過去都說政府要帶頭用信用,但是政府在帶頭用信用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費用誰承擔的問題。這部條例明確各級行政機關在政府采購、招標投標、資金支持、人事管理、項目管理等環節使用信用報告的,相關費用不得由申報主體承擔。

 

  蘇州市經信委副主任 金曉虎:蘇州市民個人信用有個“桂花分”

  2015年,蘇州就開始探索依托于社會信用體系、信用評價產品,推出了融匯數據-模型-場景的創新產品——“桂花分”。

  桂花是蘇州的市花,可以看觀賞,也可以吃,到了秋天的時候桂花香會飄在整個城市里面,也受到了市民的喜愛,那么蘇州市民信用評價體系為“桂花分”為名,就像人的信用一樣,點滴珍貴重在積累。

  如果把桂花升級到一道菜必須具備三個要素,就是菜譜、食材、火候。菜譜就是“桂花分”個人信用評價模型的設計;食材就是根據菜譜的清單盤點已有的數據;火候就是用政策推動讓數據沉淀,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經驗積累。

  “桂花分”依托的個人信用數據系統覆蓋全市常住人口,匯集了公安、社保、民政等20多個部門的基礎數據和信用數據,涉及政府管理和服務百姓的各個方面產生的數據,突破了金融信用信息數據庫局限于信貸領域的狀況。目前已匯集了20多個部門的基礎數據和信用數據,一共歸集覆蓋1300多萬人口,其中有160多萬人擁有“桂花分”,占比12.5%。

  在應用方面,第一,自從面世以來,“桂花分”就在公共交通等場景得以應用。在蘇州,市民乘坐公交、有軌電車,分別有不同程度的折扣,“桂花分”高的市民在享受市民優惠的基礎上還可以再享受“折上再折”的優惠。第二,在信用消費方面,每月18日是蘇州市民卡日,“桂花分”高的市民在線下門店消費可以享受商家的優惠。第三,是在社會公共資源當中的應用,包括借書,借公共自行車,也都有更多的便利優惠;第四,是在文化旅游消費中的應用。第五,是惠民理財和小額信貸領域的應用;第六,是在生活領域當中的應用。

  在查詢方面,也很方便。市民可以通過我們的網站、微信公眾號、市民APP和線下的一些大的信用服務大廳進行查詢。

 

  南京市公共信用中心主任 殷小軍:南京市聯合獎懲應用的實踐

  南京市整個信用體系建設歷程也是比較久遠,2000年左右南京就開始信用體系建設,真正上系統、上規模是從2008年開始的。這十年來,我們先后建成了企業信用平臺,法人信用平臺和自然人信用平臺以及聯合獎懲等多項系統。

  在聯合獎懲方面,目前涉及的整個領域和部門達到了62個,列入紅名單的有三萬多個對象,黑名單有一萬七千多個,基本形成寧愿繳還也不要背信,有負面信息要趕緊修復的局面,初步達到了聯合獎懲的真正效果。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南京在聯合獎懲方面是具體怎么做的。

  我們2017年初就開始設計聯合獎懲機制,主要經驗有:

  第一,獎懲對象要條例化,就是要明確對象。我們在制訂政策、法律法規等方面,必須要明確對象,而且對象必須是動態的。

  第二,獎懲措施目錄化,必須可以分解進行調整。

  第三,用戶使用敏感化。用戶登陸系統時將自動進行識別,將查詢訪問對象與對象庫、獎懲措施庫自動關聯,主動提示是否實施具體獎懲。

  第四,獎懲結果反饋化。我們每個月都有統計數據,哪個部門,哪個行業對于什么樣的對象實施了幾次獎懲,都有數據。列入南京市黑名單的對象可以說是一個都跑不掉。

  另外,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做插件系統,也是連主任一貫強調的,聯合獎懲必須普遍化,必須嵌入到其他部門的業務系統。我們的插件系統是輕量化,基于IE內核開發的,可以達到我們期望的效果。

 

  蕪湖市信用辦副主任、大數據管理局副局長 江兵:基于大數據的信用監管

  目前,我們在市場監管方面存在重審批輕監管、以審批代監管、只審批不監管、多頭檢查多頭執法的問題。蕪湖市結合實際,以問題為導向,以大數據技術為基礎,以主體信用為抓手,創造性探索開展綜合性監管分類執法改革。

  我們依托兩個平臺,即市場網格化平臺和信用服務平臺,依據市場主體的信用狀況,對于守信主體適當地降低監管的頻次,對于失信主體則加大巡查的頻次和巡查的力度。以主體信用分級為抓手,有效調配監管,達到了節約巡查資源,提高監管的效能,同時促使失信主體主動開展信用修復,養成守信經營的習慣。

  我們的這一綜合性監管分類執法改革的做法,在國務院2016年第三次大督察中作為地方典型經驗,進行了通報表揚。談到蕪湖市信用監管的工作概括起來就是七個一:一是完善一套信用體系;二是明晰一套管理體制;三是組建一支網格員隊伍;四是編印一本監管手冊;五是建立一個監管平臺;六是建立一個信息歸集平臺,七是構建一個共治的機制。

  通過以上做法,我們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個是綜合監管能力明顯提升,第二是綜合執法效力明顯提高,監管更加精準,工作流程更加簡潔。市場主體負擔明顯減輕,多頭檢查,重復檢查明顯減少,市場主體信用意識顯著提升。

 

  溫州市信用信息中心負責人 杜永盛: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用好“黑名單”

  2011年,溫州爆發了局部金融風波,由于資金鏈斷裂出現了一大批老賴,金融機構的貸款壞賬率上升,一度到達了4.69%。2012年,國務院批復同意溫州設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借此契機,我們也把社會信用體系作為金融改革12項重要任務之一,并啟動了社會信用體系示范城市創建工作。在此過程中,我們一直把黑名單的應用作為開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手段,具體做法主要有:

  第一,明確黑名單的來源。一是從國家層面,也就是“信用中國”網站推送的個人黑名單,主要是以失信被執行人為主。二是地方按照責任主體發布的,主要是食品、藥品領域、環保領域、安全生產領域違規企業的信息。

  第二,用好黑名單。一是加大曝光力度,在“信用溫州”網站上全部公示,并且通過互聯網、網絡電視、報紙多種渠道曝光失信對象。二是加強信息共享。我們在全市64個市級部門、11個縣(市、區)和各級審批中心、民間借貸中心及“信用溫州”網站開發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詢,在各類行政管理事項中推廣應用信用信息,累計查詢量已經達到100多萬人次。三是落實懲戒措施。對列入黑名單的企業,在市場交易領域,在招投標環節,實施一票否決,限制其參加招投標活動。在金融服務領域,限制其取得銀行授信。在行政管理領域,在行政審批、資金扶持、評先評優等環節,嚴查企業信用信息,對列入黑名單的企業一律限制享受優惠。

  目前溫州不良貸款率已經降到了1.68%,金融生態環境逐步好轉,在化解溫州金融風險的過程中,黑名單的有效應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惠州市發改局副局長 黃俊堂:開展信用修復機制建設的若干經驗

  貫徹落實國家和廣東省的有關部署,開展涉及金融領域,電子商務領域,政務領域的專項治理之外,惠州市還按照國家、廣東省的有關部署開展了信用修復機制的建設。

  首先,我們制定了《信用修復指引》,從制度上規范了信用修復機制。通過指引,明確提出信用修復是指信息主體在一定期限內主動糾正違法失信行為,消除不利影響,向失信行為認定單位提出申請并經審核同意,由信用平臺對所歸集的信用信息進行相應適當調整的過程。調整后,該失信行為信息不再列為公開披露對象和作為失信懲戒的依據。具體分為三步驟進行,第一步是失信主體向失信行為認定部門提交信用修復申請;第二步是失信行為認定單位做出信用修復的決定;第三步是我們的平臺工作機構進行信用修復。

  其次,我們開展信用修復的培訓。為了更好向信用主體普及信用修復知識,講解信用修復的流程,鼓勵和引導企業提高信用意識,降低信用風險,惠州市舉辦了多期信用修復專題培訓班,邀請法院、工商等部門人員講課,現場向失信企業發放了信用修復提醒函,號召企業現場簽訂信用承諾。比如我市有一家企業被山東省臨沂市法院列入了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通過我們講解,該企業積極開展信用修復,并向當地法院提供申請修復,并在整個修復過程中多次咨詢高級法院,直至修復的最終完成。如果我們不提醒他,他肯定是沒辦法修復。

  再次,涉及信用修復的案例,按照誰產生,誰批復,誰復查的原則進行修復,不是說想來修復我們就修復。比如我市有一個縣食品生產公司,一年內6次受到環保部門行政處罰,最高達到15萬元,同時還受到食藥部門的行政處罰,因此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我們決定不給它進行信用修復。

 

  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黃建新:將信用承諾嵌入各領域 將失信行為攔在路口

  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是信用建設的核心和重點,也是優化營商環境的有力保障。福州市將信用承諾嵌入各個領域,將失信行為攔在路口,推動信用主體自我約束,構建信用為核心的監管機制。

  一是強化政務誠信建設。落實行政許可、行政處罰、信用信息雙公示制度,完善政府服務承諾制度,開展政府機構專項治理,不斷提高政府公信力。同時我們建立公務員誠信檔案,把公務員信用記錄作為干部考核、任用、獎懲的重要依據。

  二是推廣信用的承諾。結合“放管服”改革,在行政審批中推廣告知承諾制,信用主體在提交行政審批事項時,通過信用承諾可實現容缺辦理。在政府采購、工程招投標、在公共資源分配活動中,推動使用信用信息和第三方信用報告。將信用承諾納入信用信息指導目錄,并將其作為行政監管部門對信用主體事中事后監管評估依據。

  三是開展信用主體的信用評價。我們與國內專業的信用國際機構——中投國際公司合作,在福州開展企業和個人信用評價。今年4月,福州個人社會信用評分“茉莉分”在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期間正式上線。此外,我們編制的《福州市企業授信信用評價模型方案》也即將落地實施。

  四是實施聯合獎懲,推行信用紅黑名單制度。根據信用評價,對紅黑名單主體進行獎懲,對于紅名單的主體給予綠色通道甚至優惠等激勵措施;對信用度差的企業和個人實行限制辦理,加大失信懲戒措施,并將失信信息反饋致公共信用信息平臺聯合獎懲子系統,形成監管閉環。逐步形成讓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這寸步難行的社會環境。

  五是開發金融守信激勵產品。比如,中國(福建)自貿試驗區福州片區與中行福建分行合作,開展中小微企業綜合金融服務試點,針對納稅信用良好的中小微企業,提供信用類或“類信用”類金融產品,通過信用的創新應用,有效破解了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京東金融城市計算事業部南區負責人秦天剛:信托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平臺打造未來的信用城市

  我現在主要是想在人工智能技術平臺這個維度跟大家交流一下信用監測以及相關業務的關系。

  我們京東金融的信用大數據平臺有三個特點。

  一是數據標準化。我們把所有的信用數據以及城市里面和信用相關的數據,定義為六組,按照時間、空間、點和網的維度進行定義,賦予數據新的特性,來支撐我們上層的信用業務。針對不同的上層的信用業務,我們設計了不同的機器學習的算法模型。通過大量的時空數據,來訓練這些算法模型,讓它智能化,支撐我們的信用業務。

  二是模型模塊化。好處是后面我們建設信用體系的時候,讓它能夠快速地落地,快速地復制。

  三是平臺生態化。我們可以通過開放的接口讓合作伙伴共享我們的信用數據和算法模型,共同來開發和建設城市里面的信用業務,帶動整個城市信用行業的發展,打造信用生態體系。

  通過動態和智能化的調整,我們發現分數相同的企業背后面臨不同的風險。在我們數據非常大的時候,人工現在是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最后,我還想再簡單介紹一下信用平臺在整個城市里面的延伸。實際上,信用建設和城市各個領域都有密切的關系,環環相扣,我們的平臺可以延伸到包括交通、能源、公共安全等多個領域。我今天的發言總結為一句話,京東金融愿意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平臺打造未來的信用城市。

 

  中國經濟信息社政務智庫事業部副總經理 楊光:六大問題制約政務誠信建設

  近期發揮新華社基層調研的優勢,對全國多地的政務誠信情況進行了摸底調研。我們發現,國務院的指導意見出臺一年半以來,各地已經普遍樹立了政務誠信是第一誠信的觀念,大部分地區對政務誠信建設也進行了部署。政務誠信體系已具雛形,多個省份通過加強政務誠信建設,編制了具體實施方案。與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多數地區開展政務誠信的落腳點還是圍繞政務公開、“互聯網+政府”、公務員管理等常規性工作開展,相比商務誠信、社會誠信等其他領域的信用建設,政務誠信總體上還是屬于起步階段。

  關于政務誠信建設,我們歸納出大概六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法規制度不完善,導致政務誠信建設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是基層部門協調難度大,缺少上級部門的有力支持。

  三是地方政務誠信數據的采集、歸集共享工作任重道遠。數據歸集的問題在其他信用領域也存在,但在政務誠信方面,這個問題反映得尤為突出。

  四是評價標準滯后,制約了地方政府政務誠信工作的開展。

  五是地方政府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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