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14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吳晶妹：改進修復流程 建立誠信修復機制
首先我們需要討論關于信用修復的內涵和本質。信用是獲得信用的資本，信用修復的是信任和資本價值。信用是獲得信任的資本，它由意愿和能力構成，當失信的時候，這些等級和分數可能不理想，表達出來的就是失信當事人的信用意愿不夠或者能力不夠。那么，他需要修復的就是提升他的意愿。社會各界就要通過一些手段和辦法，等級或者評分來表達出失信主體的誠信意愿是不是提高了。從修復過程來看，修復能力是指失信主體執行他信意愿落地實踐的信用能力。因此信用修復不是修復哪條失信信息，而是修復能夠重新獲得信任關系以及信任價值。所以信用修復的本質是找回信任關系和其信用資本價值。我們需要建立的關于信用修復的一些理念。首先是要輔導失信當事人，提升他的信用意愿，去恢復他失去的信任價值。因此信用修復不能僅僅停留在信息管理上。
我們需要思考信用修復到底分成多少種。我們現在倡導的聯合獎懲和信用修復，要建立的被監管主體和監管者之間的信任關系。失信主體應該通過修復提升自己在政府監管中對他的信任程度，和賦予他新的信用價值。在中國更多強調在行政管理中信用主體對社會公眾的誠信意愿。中國的信用分類應該是三維的，誠信度修復、政府管理的合規度修復以及經濟交易的修復。我國的信用修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整個社會的監督管理和評價，要按照一些行政規章執行，相對地覆蓋量也大，修復過程比較復雜。我國的信用修復由社會重新認定、評價，建立新的誠信關系。在誠信度修復方面，我國應該有很大的中介服務市場和社會組織服務空間。我國的信用修復應分成三大類，第一大類誠信修復，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全社會聯合起來按照公序良俗的原則，用分數、等級等方式表達。第二分類是合規修復，涉及行政處罰和公共管理領域，也是信用修復的一個主要方面。第三類是關于債務方面的修復，主要涉及到經濟類管理機構，比如說商務部等，按照他們的管理辦法進行修復。
我們需要討論信用修復的基本原則。首先必須區分動機，按失信的動機區別對待、區別修復。修復過程完成后，不能超過原有的信用價值，比如說原來等級是D級，那么修復完了以后，上升到C級這是不合理的。此外修復應該公開、公平、公正，不能使失信人在這個過程中鉆空子，也不能使失信人沒有成本。最后是失信者要獲得他人的諒解，恢復了他人對自己的信任。
第四是我國信用修復現在做得最多是修改、刪除，或者干脆把不良信息刪除掉，這些只是在信息端進行處理的，但仍不符合信用修復的內涵本質。信用修復不僅是簡單信息修復，還是信用分類、應用系統和具體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職能新的調整，不能只停留在一個修復環節上。
人人都有修復權利。應該維護每個信用主體提升自己信用的意愿，所以應該在流程、難易程度上做出區分，而不是在準入條件上做出區分。
我們應拓展更多公共志愿服務的路徑，我們要這些沒有錢又有修復意愿的人給出路，就是社會志愿服務。信用修復應該堅持寬容、仁厚、普惠和人性化。
我建議通過完善申請規定，改進修復流程，建立誠信修復機制，建立異議處理機制、建立監督機制等方式，進一步完善信用修復機制，提升信用修復水平。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陳新年:建立聯合懲戒機制 需要發揮市場作用
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采集信息是基本措施。失信懲戒機制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核心，獎懲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整個信用環境的改善。我們討論聯合懲戒和信用修復的初衷是要建立信用體系。
聯合懲戒要建立長效機制，增加合作備忘錄的簽署單位和深化應用場景，在現階段確實有積極作用，它能夠高效解決多年的瓶頸，但實現的途徑不僅有這些，還需要發揮市場的作用，這也符合政府推動、社會共建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近年來，簽署聯合懲戒備忘錄的作用非常明顯，但還需要市場服務機構一起發揮作用。
在信用修復方面，如果是記錄采集過程中出現了錯誤信息，肯定是可以修復的，由認定部門核實并修復。如果是這種情況之外的修復，我們就要想想現階段我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我們在衡量信用環境時是否可以考慮將其進行量化，信用度如果可以量化，例如20年前是多少，現在是多少，到2020年又是多少。我認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重點還在于對失信的懲戒不夠，對失信整個信息歸集的全面性、覆蓋性以及處罰的力度不夠。信用修復的出發點和根本點離不開信用環境這個大背景。
在信用修復過程當中，還要確認該由誰來修復，認定的標準以及怎么認定，以及保留期限是多長，黑名單的保留期限是多長。聯合獎懲備忘錄是根據相應的法規來進行處理。征信管理條例里黑名單的期限是5年，美國是7年，澳大利亞是4年。我認為設定期限的長短是非常有價值的，如果今年失信我把錢還了，明年還可以貸到款，只有一年的懲罰期，這就不能遏制失信環境惡化的問題。因此關于信用修復的具體操作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討。如紅黑名單保留多長時間，誰來認定，這個也有空間。這需要連續性、權威性、精確性，同時需要給失信者出路，但是也必須讓他感到疼，下次再也不敢失信。這也為社會其他企業和個人發出了一個警示。關于信用修復如何完善很多環節值得討論，政策層面只是講了一些原則性的東西，但是在具體操作上面，這些紅黑名單什么樣的情況進入紅黑名單，進了怎么樣消除和修復，還需要慎重把握。
福建農林大學教授 胡玉浪:完善信用修復制度 促進信用修復政策法治化
加強制度建設在信用修復方面特別重要。我們必須按照法律制度懲戒，失信懲戒為什么要強調按法律做？因為失信懲戒一是限制人身自由，例如出行旅游；二是限制職業自由，如不能當法人代表甚至不能從事整個行業。如果職業受到限制，收入就很難保證，因此懲戒必須回到制度建設上來。此外，在推進誠信建設的時候，我們必須運用法治方式。這里牽涉到當事人的直接利益，因此必須要按照法治思維來。
失信懲戒的力度跟信用修復的力度是成正比的，失信懲戒力度越大，失信者要求修復的力度也會越大。關于信用修復的行政法規目前有國務院的征信管理條例，里面講到信息主體對信息提供者或者收集者，提出申訴、異議和起訴的權利，再就是地方性法規，目前地方性立法做得最好是上海市，發布了《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里面第38條出現信用修復四個字，是目前能夠查到的地方法規里面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出現的，生效時間是2017年。
在信用修復方面，目前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政策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強，目前牽涉到信息修復的主體、內容、條件、方式等沒有明確規定，各地做法不一樣。另一方面，信用修復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責任缺乏明確規定。
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一是促進信用修復政策的法治化，誠信有法治保障才有號召力，法治有誠信支持才有生命力。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目前信用修復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或行政法規，這是立法方面的短板。二是促進信用修復制度的規范化科學化。要明確信用修復的原則，第一要依法依規。失信懲戒和信用修復牽涉到公民組織的人身自由和職業自由，是基本人權，是法律保護的事項，因此必須要通過立法來進行，而且是法律來進行。第二要以信用修復為原則，不能修復為例外。不是任何失信行為都能得到修復，而是大多數失信行為應該可以得到修復。
二是信用修復的方式。一種方式是注釋性的修復，即對非故意的失信行為，通過行為人的自主糾錯，可以對其信用進行修復，同時加上備注，個人的哪些行為通過怎樣的條件，信用被修復了，這是注釋性修復。另一種方式是異議性修復，在這類修復過程中，我們第一要區分故意和過失，第二要區分一般失信、較重失信和嚴重的失信。如果是嚴重失信，要加大懲戒力度，要修復的話，應該有更嚴格的條件限制。第三要區分可修復和不可修復，我們應該通過立法明確，可修復不可修復，要有章可循。第四應該通過制度設計，明確修復的主體和程序，對違法不當行為進行修復。從正面看，要規定明確誰有權進行修復，程序是什么，反過來，如果相關機關工作人員，有法不依、故意違法、徇私枉法等等，要明確他應該承擔什么責任。最后要防范權利濫用。目前信用修復主要牽涉三個主題，一個是政府，這是主管部門，第二個是社會中介機構，第三個就是社會企業和個人。政府作為主管部門，是制度設計者、監督者、執行者。政府首先要健全法制、規范法制、加強保護、強化監督。社會中介組織應依法行使信用修復權利，切實履行信用修復義務，遵守信用修復規范，避免信用修復權利濫用。
海豚信用研究院副院長 李笛音:“協同+一鍵式”方案 為聯合獎懲落地提供新思路
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是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市場監管體制的重要內容，是我國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重要措施。通過政府、市場、社會協同采取激勵和懲戒措施，提高守信收益和失信成本，讓守信者一路綠燈，讓失信者處處受限。
截止2018年5月，國家各部委相繼簽署、發布了37個聯合獎懲合作備忘錄。聯合獎懲合作備忘錄作為各地落實聯合獎懲的綱領性指導意見，從制度層面給后期監管提供了保障，但在聯合獎懲落地時還是面臨一些障礙，具體而言，包括缺乏對聯合獎懲備忘錄的系統性整理、全面開展聯合獎懲的支撐體系不完善、對接落地成本高、實際操作難度大等問題。
針對以上問題，新華信用與海豚信用合作，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對國家37個備忘錄(截至2018年5月)按實施部門進行了詳細梳理，為聯合獎懲工作實際操作提供了理論幫助。同時，“協同+一鍵式”信用鏈解決方案很好地解決了在實施聯合獎懲工作中遇到的“協同難”“操作煩””考核難”等現實困難，加強了聯合獎懲部門協調，降低了聯合獎懲實施門檻、規范了聯合獎懲工作，為聯合獎懲落地提供了新思路。
福州大學教授 陽成虎:創新機制 探索信用修復“福州模式”
近年來，福州市高度重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特別2016年之后借助全國第二批創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范城市的契機，對照先進城市的經驗，結合放管服改革的任務，大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在頂層設計方面，編制了《福州市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2016年～2020年)》，出臺相應工作任務清單，為福州市聯合獎懲和信用修復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建設方面，完成了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信用福州”門戶網站的建設，信用信息歸集取得一系列成果。截至2018年4月底，福州市梳理公共信用信息目錄8萬余項，歸集信用信息數據2.7億條，涵蓋了福州市自然人、法人和社會組織社會信用信息全覆蓋。
隨著聯合獎懲和信用修復工作的推進，福州市不斷地探索社會信用建設的方式，找到合適的模式讓社會信用體系為福州市社會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
首先，是制度先行，要完善聯合獎懲的實施細則，對失信行為進行分類。要對不同類型的失信行為實施不同層次的聯合獎懲的措施，并在此基礎上，對每一項失信行為建立相應的信用修復行為清單，明確告知每一項失信行為修復的條件是什么，修復的方式是什么，修復的流程是什么，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的信用鏈，保證信用活動的開展。
其次，聯合獎懲目的不只是懲治過錯，而且有警戒作用，制止和預防失信主體在未來再次發生類似失信行為。現階段很多失信主體沒有真正認識到信用作為經濟身份證的價值，也沒有認識到信用修復后一旦再次發生失信行為，所受的懲戒可能會更加嚴重。所以在信用修復過程中，信用承諾不應該是一個走過場的過程，而應該與信用培訓和信用宣傳結合在一起，讓失信主體在聯合獎懲和信用修復過程中真正認識到信用的價值。在此過程當中，可以引導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參與進來。
再次，近年來福州市大力發展“數字福州”，可以在此基礎上，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融入福州市正在開展的智慧城市建設中。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分類、預警、聯合獎懲和信用修復，從而形成完整的信用服務鏈，提供精準化的監管，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
最后，完善聯合獎懲和信用修復的監督流程。依據各類信用法律法規建立規范的信用監管機制，明確監管部門、信用修復機構，以及信用各相關方的職責，通過透明公開的監管方式和監管過程，保障失信主體的各項權益。同時，在信用修復過程中，可以建立跟蹤回訪制度，以及信用修復過程中的失信行為懲戒制度。對信用修復過程中的弄虛作假等情況，要將這種行為納入黑名單中再次進行聯合懲戒。